说到秋天,我就会想起唐代著名诗人张籍的《秋思》: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诗人作客他乡,见秋风起而思念故里,托便人往家里捎信。捎信人临走时诗人唯恐匆忙中遗漏了什么,又把本已封好的信笺打开来仔细看了几遍。事儿原本寻常,可一经入诗,却借传神的细节描写将张籍万难意尽的牵挂与思念表达得惟妙惟肖而又含蓄隽永,耐人寻味。思念家乡与亲人属人之常情,让我属意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将这种思念与“秋”连在一起。
很久以前,无意中从大学学报“社科版”上读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女学者叶嘉莹教授的一篇论文,其中谈到“秋”字的文化意蕴,当时没怎么在意。现在想来,“秋”字一定携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秋”是西方之神施展杀伐、收敛威力的结果。“秋”就是因“聚敛”而得名的。《周礼·秋官·司寇》贾公彦疏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周礼目录》云:“秋者,遒也,如秋义杀害收聚敛藏于万物也。”“遒”就有“聚敛”的意思。因秋季“杀气浸盛,阳气日衰”,草木黄落,大地白露,有如日落西方,故而以“金”为德,其色尚白,与“西方”相宜配,宜于相应的政令。因此,“春”字就引申出了“东方”一义,“秋”字就引申出了“西方”一义。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春”与“东方”相配而引申出“东方”一义,归根结底是先民对于“春”季的认识在起作用,还是源自中华先民的“春季观念”“时间观念”以及对华夏民族生存方式的反思与筹划。
文人墨客还把春夏秋冬与个人情感联系起来,形成了华夏民族久远的“伤”春“悲”秋的情感表现与宣泄系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春属喜,秋属悲。“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西晋陆机《文赋》)是普遍形态。“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代苦吟诗人贾岛在他的《忆江上吴处士》中抓住“秋风”描写了萧瑟景象,更营造了凄清的悲情环境;不但借时空的变化表明诗人对友人的怀念,而且也提高了诗歌的审美境界。这两句后来成为名句,很多诗人都化用过。如宋代周邦彦《齐天乐》词中的“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元代白朴《梧桐雨》中写道:“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可见这两句诗的意蕴是多么深厚!
从文学的历史传统看,“悲秋”,甚至“思念故园和亲人”等情绪,最早在《诗经》里就有了,所以有人说,《诗经》的味道,就是秋天的味道,每当秋天来临,沐秋阳,浴秋风,聆听秋雨,感受阵阵秋意有似缕缕诗意。也有人说,“《诗经》”里的秋天,也是秋天的“《诗经》”,因为同样有“落叶归根”,同样有“死生契阔”,同样有“与子偕老”。尽管后来有人为“秋”写了“翻案”文章,给秋天涂上热烈、欢快的色彩,但“逢秋而悲”积淀成了华夏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汉语“愁”字就有“因秋而生”的涵义。《礼记·乡饮酒义》中说“秋之为言愁也”,其实,这句话完全应该倒过来,说成“愁之为言秋也”,才合乎语源学的声训原则。
中国文化中的惜春悲秋与中国人审美意识的产生也有关系,这种意识产生于对活跃、旺盛的生命力的崇拜,古代中国人最初的审美对象主要是感觉,官能方面使他们生存的意义,感到具有使其日常生活“生机勃勃”的那种力量的事物。但是我们还可以说”惜春悲秋”是忧郁者的忧患意识在自然中的映照,或者说就是种种忧郁情怀的映现。在这些忧郁者的眼中,非但暮春落花可以引起伤感,就是初春、仲春照样可以引发愁情,关键是愁人眼中春,所以尽管是朝气勃勃的春天,也是“春色如愁”。伤春的情怀自《诗赋》就已露端倪,至宋词发展到了极至。从唐诗宋词中就可以看出,人生不得意,感时伤情,忧国忧民等种种忧郁情怀都可以引发伤春悲秋之感。在文人作品中,伤春是感伤美好的东西不能永驻,伤春主要成了“女之不遇、士之不遇”的符号;而悲秋则是悲叹生命的陨落,悲秋主要成了离愁别情、孤独衰老、事业无成的符号。
通观以上考察分析,就其语义结构而言,“春”和“秋”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本义所遗传下来的一个共同义素,即促使万物萌动或收获。就其指称对象而言,“春”和“秋”已超越领域进入了自然现象领域、文化活动领域、文化心理领域乃至人的生存方式领域。这就可以说明,中华先民早已基于农耕文化特性和需要,将自己关于“春”“秋”的本有认识逐步予以推广和深化,当作观察乃至建构世界诸多相关事物的一个参照系统和吸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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